我面對一個時代,非常無能為力勵志教育
土家野夫又名野夫，本名鄭世平，（1962年—— ）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。中國自由作家，發表詩歌，散文，報告文學，小說，論文，劇本等約一百多萬字。2006年獲”第三代詩人回顧展”之“杰出貢獻獎”，2009年獲“2009當代漢語貢獻獎”，2010年1月，《江上的母親》獲 2010臺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，是中國大陸首位作家獲得此獎項。2013年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提名。曾做了幾年出版，野夫又進入了編劇的行當，先是擔當了電影《玉觀音》的制片策劃，紀錄片《關注末代匠人——正在消失的職業》總制片人等，接著又親自擔當《父親的戰爭》編劇?，F在在云南生活、寫作。
20xx年1月24日，因為某些原因，原定在廣州舉行的“拙見20xx·遠行與回歸”演講活動被取消了。但嘉賓之一的土家野夫近日依然通過視頻錄制的形式，完成了這場沒有現場觀眾也沒有心靈雞湯的精彩演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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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家野夫演講稿：我面對一個時代，非常無能為力
以下是土家野夫演講全文：
遠行與回歸，我想圍繞著這個話題來講一講貌似深刻的話。
我和于建嶸其實是很好的朋友。我從我們倆，從他剛剛提到的事情講起吧。因為他是一個學者，而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。
通過我們兩個人的故事可以講一講，我們這一代，所謂的讀書人，所謂的知識份子，在這個時代，如何盡心盡力為自己，為社會做一點事。
2008年地震之前， 我在四川川北地區做社會調查。在那個期間發生了“5.12”大地震，我就在鄉村現場，也從鄉政府的房子里面飛奔逃出來。感受到那一刻大災難的恐懼，感受到整個當時的鄉村社會有非常嚴重的困難，死亡。也參與在廢墟當中去搶救生命。
在那之后我決定留下來，在四川鄉村做抗震救災的志愿者，我為我所在的那個縣，以我個人之力募捐了將近兩百萬現金，還有物資。因此我跟當地的官民都成為了很好的朋友，因為我是一個外來者。我把我自己的時間、精力，完全和當地的災民綁在了一起。把當地的災情以我的、最快的方式報告給整個社會，引起了中央各級政府的注意。在當時鄉村的救災過程中，當地的官民都對我非常信任、非常友好。
但在這種抗震救災過程中你會發現巨大的社會問題。當時我所在這個縣在第一次出現騷亂，一個只有二十多萬人口的縣，突然在地震后第七天，將近一兩萬人的人在縣城騷亂、砸警車、打警察，相關的事情都出來了。這是災區的第一例大規模騷亂，這個騷亂是怎么產生的呢？它僅僅，是一些流言，因為這個故事很長，我不想詳細講這個過程。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，為什么會（出現這種現象）。因為在當時，整個大救災的'背景下，所有的干部、官員，我作為旁證人可以看見，確實是非常辛苦、非常盡力的。
回到鄉村社會我們去看的時候，我發現每一個村在分配救災物資的時候，整個中國社會道德系統和道德體系到了一個非常嚴峻的程度。因為救災物資不可能是每人一份餅干或者是每人一箱水，每人一箱牛奶，做不到！它是各種各樣的救災物資在一起。
你要每家每戶分配這些物資的時候，你只能大致公平的調配。但是對老百姓來說，他們不干。即使是一盒牛奶，都要拆開了，分成每個碗里的分，就是絕對的平均主義。根本都不考慮誰家是真正的重災戶，誰是輕災戶。
中國民間社會為什么會到了這樣一種，我們傳統來說“禮崩樂壞”的程度？人的基本同情心喪失，沒有受災的人和受災的人要求完全絕對的公平，為一點點救災物資，爭、搶、打架，這就是我親眼見的，甚至在分配救災物資中間，還打死了一個人。
因為打死了一個人，又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，死者的家屬不會留取焚燒尸體。官民的矛盾對立、上訪。面對這一切的問題，我作為一個一個寫作者，一個不受任何機構、單位、資金支持的一個自費、關心社會問題的、一個旁觀的調查者，我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，我覺得我需要思考，這個社會為什么是這樣的，那么今天社會如何來改變，使農村變得更好一些？光靠給他們募捐了一些錢和物資是不足以解決中國鄉村問題的。
由于我取得了當地縣委、縣領導的信心，我和他們商量說：在這個救災的物質重建過程中，我們還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。這個社會就是不僅要重建房子，還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構。
當地的縣領導其實是一批很開明的官員，在中國的基層并不缺少開明的官員，這是我和他們真實接觸的感受。他們也深刻意識到體制帶來的很多問題，很多疾病，他們沒有辦法，他們也想要改變。但在這個體制下，有時官員不敢亂動，動輒得咎。我們只能尋求一些溫和的改良辦法。
于是，我們這些村民在面臨救災的時候，每天有大量的事務要做。而村不是屬于官僚系統的，村兩委，所謂的村主任是選的，村書記是黨員選的，實際是上面指派的。然后一個村里面只有四個是拿津貼的人——所謂的村主任、村書記、會計和一個婦聯主任。那這一個村里面就靠這四個人來管理上千戶的人家，而且要大量的救死扶傷和分配各種各樣的物資，一片亂局，四個人也不足以維持好這件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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